芬兰的普通百姓可以打电话让部长为他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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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真幽默---偷车贼与车主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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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普通百姓可以打电话让部长为他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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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风倒 | 2007-06-13 | Chinese

芬兰普通百姓可以打电话让部长公仆为他办事------和一个芬兰老人的谈话得到的重大惊人发现
　　
　　今天和一个芬兰客人谈了一下业务，之后一起吃饭，随便聊了一下，感慨颇多。芬兰客人约六十来岁，可以称为老人了，有点胖，个子不高，但很挺直，负责中国市场的运作，平均每月都要来一次中国。老人来时带了一个中国女翻译，还带了一个大箱子，接待时都不要人帮他提。谈业务时基本上直入主题，不怎么笑，老人似乎对中国市场很了解，给出的产品价格不算离谱，但使其让步很难，给人感觉西方国家的人都很实在，也很固执。
　　
　　　后来按照中国习惯一起吃饭时，老人很健谈，也很随和，一扫刚才谈生意时的严肃。当谈起自己的几个孩子时，老人很是自豪，她的大女儿在联合国驻印度一个机构工作，二女儿在芬兰政府做什么部长，三女儿是时装设计师，在法国开公司。我问她是否带女儿到过中国，他说没有，我表示了我的惊讶，他说她的女儿很忙，比如二女儿是部长，更忙，基本没有什么空闲，看来这个芬兰老人对中国国情也有些了解，他可能知道我会不理解，他解释说，在芬兰，一个很普通的人都可以打电话让一个部长为他办事，所以一般很忙，事情很多。
　　
　　不象在中国，一个部长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不轻易和普通人打交道。他本人，就经常和有关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们只要打一个电话，该政府部门的部长都可以为他们去跑腿，把事情办妥。虽然是生意上的，但看他对政治并不忌讳，而我本来没有出过国，对西方非常感兴趣，所以就问了他一些芬兰的情况，老人一一认真解释。他告诉我，芬兰实行全免费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都是全免费的，连书本都免费。芬兰五百万人口，有30所大学，大学普及率很高，65%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年轻人中比率更高，大学生只需要带上脑袋思考，不交任何学费，当然食宿大学是不管的，不仅如此，政府还每月发给每个学生约8000人民币的津贴，并且按照芬兰非常重视的平等观念，不分贫富，对每个学生都一样多。也就是说，芬兰学生不仅不交学费，还从政府领钱！
　　
　　我听后说，听很多到过芬兰的中国人说，芬兰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没想到老人当即否定，其随行女翻译也说，芬兰不是社会主义，只是社会福利非常好。在芬兰人眼中，社会主义是没有民主，把人们控制起来，多种东西实行“公”有，芬兰当然不是这样的。我没有继续问，心里却想，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大概“社会主义”这个词被现实中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给糟踏了，所以他们很反感这个词。
　　
　　后来我又忍不住问了一句我一直希望得到证实或否定的问题：西方国家诸如芬兰是否有政府官员贪污，他说他十年来没有在芬兰听说一宗政府官员贪污的报道！他们的体制保证对政府官员的多种监督，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表示了我的吃惊，不过老人的翻译说，虽然我不可理解，但她完全能够理解，她比较了解芬兰，芬兰的确就是这样的。
　　
　　　送走芬兰老人和他的翻译，我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芬兰政府才是名副其实的“为人民服务”。一个芬兰人的话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芬兰，但感觉应该基本符合事实。芬兰的高福利，芬兰的民主体制，政府的高效率，国民的平等关系，高度发达的教育系统，大概能够解释为什么仅有500万人口的芬兰能连续多年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方面排前三名的原因了。对比芬兰，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的差距有多大？
　　
　　　　芬兰一个普通人可以打电话给一个部长要他办事，在中国，简直是天方夜谭，别说部长，就是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你要让他给你办事，不亲自上门拜访是很难的，多数时候还要给点“小费”。就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平时在员工面前耀武扬威，对他们都要毕恭毕敬，他们才会给你办事。
　　
　　如果是一个部长级的官员，电话都属于机密，即使有公布的电话，也根本在电话里听不到他的声音。部长如果到地方去，一大堆人前呼后拥，所到之处，交通关闭，警车开道，被见者个个点头哈腰，要提前关注好每一个细节，生怕得罪了部长和他的随从。在中国，各种场合都要讲级别，领导干部永远处于领导地位。
　　
　　君不见，新闻报道，不管发生了多么重大的灾情，不管人民可能对另外的事情更感兴趣，但报道的顺序永远是严格按级别进行的，大领导在前，小领导在后，而普通小民，要么没有声音，要么是在发言感谢领导的“高度重视”；君不见，除了事发后一边倒的谴责外，对在职的贪官、不作为的官员不能有任何质疑，而一旦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按照中国标准还算得上合格的官员（按西方标准合不合格还难说），所有宣传机构都开动起来进行大树特树，不仅在工作方面是一个完人，在其他方面如对待家庭、孩子、邻居等都变成了完人，一方面是更大的领导题词号召向xxx学习，一方面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群群结队的“自发”纪念自己花血汗钱养着的 “公仆”。高潮之处，则是朴实的农民或工人、老人甚至不懂事的小孩“痛哭流涕”的“感人场面”，更绝的是，有时候播音员或者主持人都眼含着泪花！
　　
　　　　　　芬兰实行从小学到博士的免费教育，大学生不仅不交学费，还能领一笔可以保证基本食宿费（住单身公寓）的津贴！这太难想象了！在中国，别说大学教育，就是所谓的九年制 “义务”教育，收费在90年代一路看涨，据我所知，在我家乡所在的老区（贫穷的代名词）湖北省麻城市，在最疯狂的1998-2001年，2/3以上的农村小学，一个学生一期的学杂费达到了400-500元，初中700-800元，还要自带桌子椅子，这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如教育集资费，择校费，考试费，勤工俭学费等等。农村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全家的收入基本上只能供孩子上小学，两个孩子都上初中的话，就很多要借钱，或者把积蓄花光，如果有一个孩子上了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的高中或中专，经济拮据更是可想而知。
　　
　　大学收费直到今天还在猛涨到平均5000元/年，如果再把食宿费算进去的话，几乎 100%的农村家庭都要借债。但可怜的有着重视孩子教育传统的中国父母们，没有任何渠道表达他们的苦难和不满，主流媒体只是每天歌颂教育这些年来取得的 “巨大成就”，对中国父母们欲哭无泪的无奈，要么不提及，要么轻描淡写。这些年来，每年上千万的农村娃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每年都有孩子考上大学后无钱上学父母或孩子自杀的报道，这是怎样的中国？
　　
　　　　　　芬兰10年来没有贪污的报道，即使这个芬兰老人可能自己没有听说过，但芬兰官员贪污率至多不超过1%吧（嘿嘿，由于惯性思维，我都还怀疑芬兰到底是不是“0”贪污）。对比之下，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中芬的差距。在中国，贪污几百万、几千万已经不是新闻，贪污过亿才会引起些许的轰动，贪污几十万、几万的根本就不会上报纸电视。至于公款买车、旅游、出国、豪赌、买官卖官、利用手中职权收受礼品更是比比皆是。
　　
　　如果把公款吃喝也算成贪污的话，人民共和国还有不贪污的官员吗？还有那些不作为、浑浑霍霍的的官员，那些没有揭露的大小贪污犯，也不知道有多少。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如“禁止买官卖官”、“禁止公款赌博”、“禁止借学习规定为名搞公款旅游”、 “禁止借节日搞腐败”、“禁止老师奸淫女学生”在中国频繁上演，其实这些规定本身就是荒谬绝伦。“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谁影响深圳形象，深圳不砸他饭碗我也要搞臭他！”（当然这句话不是对官员自家圈子说的）这样的威胁，也不时出现在公仆们的嘴上，并堂而皇之的以大字标题的形式出现在地方媒体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轰轰烈烈搞过的几次反腐败运动，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号称改革最前沿的深圳，在传言要作为试点按照香港模式进行政治改革的深圳，前不久刚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最后以官方宣称是“空壳公司”的结论收场，此事件很快成为被禁话题，甚至当事人的名字都成为过滤词！这样的态度反腐败，总是给人怀疑。腐败难反，官方现在又开始宣布要“提高执政能力建设”，这是个非常伟大的进步，不过我有疑问：如果腐败反不了，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呢？！
　　
　　　　　　有些人可能会说，芬兰是中国没有办法比的，芬兰只有几百万人口，中国这么大，有十几亿人口，还有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和芬兰比，我想多数中国人也不会要求和芬兰比，不会要求和德国比（德国一高官因一公司请客让他在旅馆住了一晚就被迫引咎辞职），当然我们也不要求和我们的邻国倭国比（倭国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因没有缴纳养老保险金而引咎辞职），我们的要求也不高啊，如果有80% 的官员不贪污，并在认真干活，我想多数中国人也就满足了。
　　
　　可是官员公仆们向公众公布自家财产的勇气都没有，禁止媒体评论官员的所作所为，这离人民的要求也太远了啊！是的，中国不能和芬兰比，不能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比，那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可有些人，控制着舆论，非要说自己这种出现了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道德沦丧、各色骗子遍全国、谎言满天飞、环境恶化、矿难频繁、城乡二元隔离、贫富悬殊等各种现象的体制具有“无比优越性”，这又是怎样的"XX特色XX主义"?！
　　
　　　历史已经迈入二十一世纪，在民主政治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适应形势，自我变革，才有出路！反省一下吧，为什么一个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伟大民族，今天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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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风倒 | 2007-06-13 | Chinese

“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对全球１１７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年度竞争力排名中，芬兰连续第三年名列第一。”
　　
　　　　“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瑞士、芬兰和瑞典分列一二三位。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第48位降到今年的第54位，印度的排名上升两位，位列第43名”
　　
　　　　地处北欧的小国芬兰,其竞争力能在众多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中脱颖而出绝非偶然。请看---
　　
　　　　“芬兰除总统外，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人享受配备专车的待遇，并只限执行公务时使用，上下班用专车要照章纳税。芬兰官员们没有任何特权，政府官员收到的礼品一律上缴，或自己花钱将礼品买下。芬兰的大众媒体拥有很高的自由度，十分关注即使很轻微的可能导致贪污腐败的行为，为谋求个人私利而受贿或行贿的想法是不被接受的，更不会被人容忍。”
　　
　　　　“在芬兰不但不能开匿名账户，税收当局还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情况。此外，每个芬兰公民和团体的收入及财产（资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加以公布。” “政府档案馆以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不仅对专家和研究人员开放，也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
　　
　　　　“芬兰政府监督的最高监察官，由著名法学家担任。”“芬兰公民不仅可以向警方告发，向其上司检举政府官员，还能直接向法院起诉渎职官员。”
　　
　　　　“芬兰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马基认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手段。他在任的30年里，没有一个人以任何形式向他行贿。’”
　　
　　　　“有关专家认为，芬兰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竞争力、最廉洁、腐败案件最少的国家，首先应归因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以及社会的透明公开与民主。除此之外，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也是芬兰保持廉洁国度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第48位降到今年的第54位，那么，导致中国竞争力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报道说：“今年的降低主要是因为腐败、买方成熟度的评估水平低，以及对劳资关系的担心。”--腐败是导致中国全球竞争力大幅下降的首要原因。反腐败不知在中国已经喊了多少年了，但是官本位官僚专制政治体制之下，在以官治官的反腐败模式下,反腐败仍然举步维艰“任重而道远”。
　　
　　　　由此可见，建立人民作主的民主贤明政治和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实为治国之要之根本。由此根本之固，公正廉明之法治，人民安居乐业之社会、自然环境亦不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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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随风倒 | 2007-06-13 | Chinese

中山先生说：“欧美人民现在对于政府反对的态度，是因为权与能没有分开，所以民权的总是至今不能解决，我们实行民权，便不要学欧美，要把权与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权思想虽然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欧美的民权问题至今不没地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想出了办法，知道人民要怎么样才对于政府可以改变态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知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走，那才能够避了欧美的纷乱，不蹈欧美的覆辙。欧美学者现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不对，应该要改变，但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他们还没有想到，我现在把这个方法已经发明了，这个方法是要权与能分开，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荣耀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修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哪一种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宾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
　　
　　中山先生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而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要改革以官为本为以民为本，要改革处处为官吏利益着想到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就必须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权主义，先有民权，然后才有真正意义的民生可言！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必须要有“直接民权”，即“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方“可言主权在民”，否则“人民徒有政治上主权之名，没有政治上主权之实。
　　
　　三民主义，以民为本；十善道德，救世之仁；一国良制，统一中国；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道德、民主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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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随风倒 | 2007-06-13 | Chinese

现在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只要人民仍然遭受着用人民血汗养活的官僚们难以形容的官僚专制迫害，我们就绝不会满足。没有履行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项神圣的宪法，他们只是给人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
　　
　　如果执政者们忽视时间的迫切性和低估人民群众追求民主的决心，那么，这对他们来说，将是致命伤。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爽朗秋天如不到来，人民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89年并不意味着人民对民主诉求的结束，而是开始。有人希望，人民只要撒撒气就会满足；如果他们安之若素，毫无反应，这些人必会大失所望的。人民得不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项宪法规定的权利，中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正义的民主的一天不到来，人民愤怒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
　　
　　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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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随风倒 | 2007-06-13 | Chinese

以芬兰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国家竞争力排名中继续笑傲群雄，按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这个结果简直难以置信。以高福利高税率著称、曾经“北欧病”缠身的这些国家哪来那么强的竞争力？
　　　　 2004年10月13日，芬兰再次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这已经是连续第三次了。而在排名的前六位中有四个是北欧国家。曾经在学术界热极一时的“北欧病”的说法，看来已经无疾而终了。
　　　　北欧国家独具特色也曾广遭诟病的是高福利制度。这种制度为他们的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免费的教育，高额的医疗补贴，完善的就业保障体系等。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些国家不工作也能够衣食无忧。　　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的创始人杰弗里·萨克斯，对北欧国家一直极力推崇。他在为今年7月26日的美国《新闻周刊》撰写的封面文章中，将北欧国家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在文章中称，在美国这样的大国只顾炫耀他们的成就时，北欧国家正在悄悄地发展着，并且这种发展是平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步进行。
　　　　如果全面地考察一下人均国民收入、国民健康状况、经济竞争力、民主制度、环保意识以至诚信建设，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萨克斯会把北欧国家称作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北欧国家在这些指标中每一项的排名中都名列前茅。
　　　　联合国发展项目在测评社会进步时，除了考察人均国民收入外，还包括了教育水平、人均寿命等，结果是2004年在175个国家中，挪威和瑞典高居前两位，其他北欧国家排名也很高。
　　　　这一切让很多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尴尬。他们中的很多人曾经言之凿凿地认定“高福利养懒汉”，并且说这是基于“不变的人性”得出的一个“铁律”。
　　　　他们会很委屈：“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凭什么是芬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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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随风倒 | 2007-06-13 | Chinese

芬兰福利制度简介

　　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比较完善，对人的生老病死、失业或丧失工作能力都给予社会补助和服务，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体制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在芬兰，新生儿一出世就得到社会福利部门很好的照顾，产妇可得到婴儿用品的包裹和一些现金。产妇享受263天的产假，产领取相当其工资 66%的产假补助。第二个孩子会得到更多补助，第三个会更多，以此类推，家庭中的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年满17岁，每月可领取儿童补贴；单亲家庭或无工作的家庭的孩子还可获得额外补贴。所以一些妈妈要是生上五个孩子就只要每天开着大奔去超市购物就可以了，完全不用工作也能生活的相当不错！孩子的爸爸都可以享受带工资的三个月产假！
　　芬兰实行政机关年制义务教育，学生免交学费和书本费，并每天享用一顿免费午餐。中等和高等院校同样免交学费。大学生可申请学习补助和住房补贴，还可从银行获得学习贷款，参加工作后逐步还清。青年人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后，如果失业可领取基本失业补助或与工资挂钩的补助。
　　所有公民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国家对药品实行补贴，病人每次购药超过50马克只需付费50%，重病和长期患者购药只需付费25%或享受全额补贴。从业者在患病期间还可领取病假补贴，由于工伤事故或患职业病，病人不仅能够报销全部医疗费，而且在养病期间可拿全额工资。残疾人也受到很好照顾，年满16岁的残疾人享受抚恤金和家庭服务。
　　芬兰是个长寿国，人均寿命女性为80.5岁，男性为73岁。男女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年满65岁的公民都可领取养老金，没有退休金收入的老人可领取国家提供的最低养老金——国民养老金。退休者还可领取与工资挂钩的职工退休金。通常，工龄满40年的职工退休金相当于原工资的60%。此外，为使老人在家中安度晚年，社会福利部门向老人们提供各种上门的家庭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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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随风倒 | 2007-06-13 | Chinese

不久前，我看到美国学者对西方社会福利模式的一份调查报告，结果表明，西方国家大体上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式，就是现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采用的模式，政府只管最基本的福利，其余主要靠社会团体和个人来承担；第二种是北欧模式，以瑞典、挪威等国为主，特点是由政府负主要责任，社会团体只起辅助作用；第三种是欧洲大陆的德、法、奥等国的模式，由政府和社会机构共同负责；第四种是部分南欧国家的模式，政府的责任较小，主要靠家庭来承担。
　　
　　　　报告认为，导致这四种模式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在英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信奉英国国教；在北欧，大约85%的人口信奉路德教/新教；在意大利和法国，分别有90%和70%的人口信奉罗马天主教；而在希腊，90%的国民属于东正教。
　　
　　　　这个调查同时证实了许多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即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主要是西方传统宗教中的博爱和人道的观念。英国学者巴克尔在《福利国家的缔造者》一书中介绍了15位重要的社会改革家，大多都具有明显的宗教背景。
　　
　　　　宗教在瑞典模式的建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基督教829年传入瑞典，12世纪初，瑞典的教区才发展起来。基督教的传入带来了慈善事业，许多教区都建立了孤儿院、疯人院。教会在成为济贫中心的同时，也扮演着道德裁判的角色。比如，它可以惩罚拒绝“付钱给穷人”的富人，将他们逐出教会。
　　
　　　　当然，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爱你的邻居”的观念与瑞典民族在海盗时期形成的互助合作精神很容易产生共鸣，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深刻地影响了瑞典民族精神的形成。
　　
　　　　在瑞典的历史教科书上，1880年代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肇始期，政府逐渐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
　　
　　　　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教会当年构建的社会福利框架在由政府接手并扩展的同时，它所传播的道德观念也延续了下来。
　　
　　　　颇为有趣的是，我们在早期活跃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宗教的影子。研究表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前言中提到的丹麦文本，很可能是瑞典语的版本。翻译此书的人名叫佩尔·高特雷克。他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有意作了一些改动，比如把“暴力革命”译为“激进的重组”。而最为离谱的是，他把“宣言”结尾的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据瑞典学者分析，高特雷克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借助于宗教色彩来扩大宣传的效果。把革命与宗教结合起来，能够更有力地说服民众，瑞典人当时受宗教影响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瑞典社民党日后将放弃暴力革命。
　　
　　　　德国学者考夫曼的话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瑞典译者的做法与瑞典模式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考夫曼说：“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西欧社会的中产生。”
　　
　　　　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大体上有四个因素：传统、社会结构的形式、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政治理念和宗教，其中宗教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道德观上。如果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讨论的话题，就可以看出：讲文明与不讲文明，虽然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但能否建立一种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平等不断提高的社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道德观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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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ixi | 2007-06-13 | Chinese

北欧人素质很高，政府首脑跟普通公务员一样，下班也要逛超市。
　　芬兰的一个大学生创造了Linux系统。
　　芬兰有Nokia。
　　1939年，芬兰抵抗了20万斯大林苏联军队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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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随风倒 | 2007-06-13 | Chinese

"总设计师"同志当年访问新加坡,与李光耀同志会谈的时候说,新加坡治理得不错,不过毕竟国家小嘛,呵呵,如果以国土面积来算呢,美加不算小国,如果以人口来算呢,日本也不算小国,看来国家领导人有时候说话逻辑性也颇有问题.坚决反对拿13亿人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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